1983年秋，我从欧洲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长途漫漫回到北京。刚下车就有人告诉我：你回来得正是时候。要是早些日子，就撞到「反精神污染」的火头上了。你从西方回来，那还不成了靶子？经历过十年文革大风大浪的我，听到又搞运动还真有点害怕。

我是1981年9月离开中国的。文革结束后中国在世界上闭塞落后的地位凸显，领导人决定门开一面，选派青年学者教师出国进修。我当时在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任教，通过国家考试，也获得了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作为美术院校中最早公派出国的一位艺术家，我在美国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大学渡过了两年。最后一段时间去欧洲12国旅行考察近三个月，拍了数千张幻灯片和照片。记得在维也纳Belvedere美术馆参观世界上最丰富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收藏时，我刚拿出相机就遭到保安阻止。我要求面见主管并说这是为无数没有机会见到西方艺术原作的中国学生拍的，才终于感动了她。

我带着这些第一手资料和满脑子新鲜印象回到杭州。这时国内已进入一个比较宽松的时期，青年人如饥似渴地寻求来自外界的知识。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我去演讲。1980年代初书刊传媒仍受限制，从国外回来的人更是罕见，所以我的亲身见证十分受听众的欢迎。中央美术学院曾在校园贴出一张朱乃正大笔题书的海报「郑胜天纵谈西方艺术」。在北京和沈阳的演讲都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很少有人离开。1985年我应邀在安徽泾县举行的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上介绍西方艺术发展趋势，首次提到「后现代」的概念，引起很大兴趣。《中国美术报》创刊号曾以头版报导。ⁱ

不久我被任命为油画系主任，后来又兼任外办主任。这说明学校领导希望我在西方获得的知识经验能够发挥作用。但教学改革遇到传统阻力很大。例如对比国外，国内美术院校系科的划分太细太死，不适合创造力的发展。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各系学生能有一两周的选修课。现有教学内容受到既定教学大纲的限制，也难以轻易更改。好在我可以利用外办职务之便，办一些课外的演讲和活动。1984年我们邀请美国维罗斯科教授（Roman Verostko）举办国内首次「西方20世纪艺术史」系列幻灯讲座，全国各院校都派人来参加。次年我们又以同样方式，请老校友赵无极在杭州举办油画训练班。这两次活动都对全国美术界有较深远的影响。

以前我做学生时就常被批评有「自由化」的倾向，不循规蹈矩。其实我以为搞艺术没有创新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1984年我回国后，就与金一德一起担任油画系毕业班的指导教师。那班学生有耿建翌、刘大鸿、魏光庆、王丽华、阮杰、陈仁、魏小林等。他们的思想都非常活跃，提出的创作方案也大都颇具新意。例如耿建翌的〈灯光下的两个人〉，画了一对漠然无语的男女正襟坐在桌前。陈仁的〈突破〉(又名〈起点〉)将一个蓝天背景下的跳高者分解为三个动作。我们很赞赏学生能越出所谓重大题材和写实手法的常规。但学校一些领导和教师却对此很紧张，院里召开了三天系主任级的扩大会议来讨论这种“错误倾向”。有位发言者声泪俱下地指责学生的创作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几位毕业班教师虽然竭力辩护，却居于少数。后来我在学报《新美术》上发表〈并非对创作的评论〉一文，反对将艺术批评政治化。ⁱⁱ 这次风波的消息传出，北京《美术》杂志派了唐庆年等到杭州专访。不久在杂志上详细报道了争论的经过，并将部分学生作品刊出。ⁱⁱⁱ 成为85 新潮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杭州被称为85 运动的一个「震央」，出现过许多重要活动，如「85新空间」、「红黑白」、「86最后画展No.1」 等展览，「池社」、「红色幽默」等团体以及现代壁挂工作室等。黄永砅、王广义、严善錞等不少在其他城市当代艺术圈活跃的人物也出自杭州。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很能感受到这个运动的脉搏，也和许多艺术家一同分享着潮起潮落的欣喜和沮丧。

为了争取当代艺术的发展空间，我藉1986再次去美国在圣地牙哥州立大学任教的机会，协助帕萨迪纳的亚太博物馆举办了当代中国艺术展《开门之后》。首次向美国公众介绍张培力、耿建义、张健君、许江、汪建伟等艺术家。1988年还在杭州创办浙江世界美术研究会，出版《世界美术信息》，介绍国外艺术动向。我也试图开拓展示当代艺术的场地，分别在杭州与上海协助建立起「杭州饭店浙美艺术壁挂画廊」和「上海戏剧学院画廊」。这是国内最早艺术与市场相结合的尝试。

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艺术躁动和诞生的时期。后来我在为美国亚太博物馆另一次中国艺术展览的图录中写道：「文革后经过近十年的孕育发酵，终于出现了被称为『85新潮』的前卫艺术运动。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虽然这次运动的理论和艺术观点还比较肤浅混乱，但是它无疑对传统和社会都带来极大的冲击与震撼。」^iv

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已渐由边缘移向舞台中央。中国艺术家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优越的创作条件和环境，也从未得到过国际艺坛这样的重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面对着前所未遇的挑战。是否能避免完全被商业市场和政治文化所影响与和控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进入新时期的严峻危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检视1980年代当代艺术萌生期的状态：它的热情和理想，追求和困惑，失误和收获；回到中国当代艺术原初的出发点旧地重游，也许会引起对今天有益的一些启发与反思。

应亚洲艺术文献库之邀，我将多年来保留的有关那个年代的一些原始资料提供出来，希望有益于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文献库的杜柏贞和徐文玠女士对此都非常重视。翁子健先生为此不辞劳苦，专程来温哥华协助我整理和扫描。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